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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 心 要 點

• 《時代》1999年評出“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亞洲人物”，卡拉OK的發明者井上大佑也在榜中。

• 90年代，卡拉OK在內地遍地開花，由于市民過于熱情，北京文化局甚至將歌廳的營業時間從0點放寬到凌晨三點。

• “量販式”KTV的出現讓卡拉OK真正進入市民生活。2010年以前，龍頭企業錢柜在北京朝外的門店月收入超過1000萬。

• 傳統KTV行業目前市場規模超千億，但面臨著租金和人工成本上漲，新業態沖擊等多重挑戰。

1999年8月，《時代》周刊出了一本特刊——《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亞洲人物》。

在這份榜單中，政治人物有中國的孫中山、毛澤東、鄧小平，印度的甘地，新加坡的李光耀，企業家有豐田英二，文化界有黑澤明、泰戈爾等。

都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。

榜單里還有個知名度不高的人——井上大佑，大多數人不認識他，但很熟悉他的發明——卡拉OK。

1940年，井上大佑在日本大阪出生，長大后在酒吧當伴奏樂手。1971年，一位老顧客希望井上能到旅行地進行表演，但井上因故無法同行。于是他找了個折中方案，根據老顧客熟悉的音調和節拍錄了一盤伴奏帶。

伴奏帶效果大獲好評，“請幫我制作一首曲子”的要求接踵而至，這催生了井上發明卡拉OK的靈感。

在嘗試中，井上制作了一臺由擴音器和計時器組成的機器，并將之命名為“8 JUKE”，這臺機器可以重放錄制好的8音道的磁帶，使用者可以在機器的伴奏下進行演唱，這便是卡拉OK一號機。

井上大佑和“8 JUKE”

卡拉OK機擺上酒吧柜臺后，井上請女服務員做“托”演唱，再請客人同唱，很快收到了效果，麥克風從晚上六點半到凌晨一點半都沒有停歇，酒吧的生意隨之興隆。

不少公司從卡拉OK機中嗅到商機，于是根據井上的創意推出了自己的機型，卡拉OK很快風靡日本，涉足卡拉OK的公司在熱潮中賺得盆滿缽滿。

有意思的是，井上本人沒有申請專利，即使這能為他帶來1.5億美元的巨款。這位發明者心態頗為樂觀，稱自己不后悔損失專利權，如果專利權讓他在80年代一夜暴富，他也可能因為過度涉足各種投資，在日本經濟衰退后留下大筆債務。

卡拉OK的出現讓靦腆的日本人放下包袱，像明星一樣大展歌喉。在火熱發展中，卡拉OK走出了日本，風靡亞洲。

卡拉OK對亞洲文化的影響有多深？《時代》周刊對井上的評價恰如其分：它改變了亞洲的夜晚。

被改變的不只是夜晚，還有娛樂產業。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進入中國后，卡拉OK在重塑國人夜生活的同時，也發展起一條龐大的產業鏈。三十余年的發展中，卡拉OK在國內幾經起落，形態一再迭代，如今，它再次來到一個危險檔口，這一次，年過半百的卡拉OK還會有未來嗎？

卡拉OK熱潮席卷90年代

卡拉OK在亞洲其他國家風靡之際，作為改革開放窗口的廣州，正在尋找和外商合作的機會。

當時外商對中國的開放政策尚有顧慮，負責外事工作的官員希望外商先嘗試性地進入中國市場，而卡拉OK正是一個既不需要太多投入，又能滿足福斯娛樂需求的新鮮事物。

1988年1月，中國內地第一家卡拉OK廳在廣州東方賓館悄然開業，東方賓館的卡拉OK廳是一個能容納60人的開放大廳，圓形的小舞臺上擺放著點唱設備。

1988年，廣州東方賓館的卡拉OK廳

當時東方賓館的卡拉OK廳招待的多是外賓和有身份的人物，不過這一新鮮的娛樂形式很快就在廣州和其他城市流行起來，進入更多人的生活。

1988年夏天，北京東郊出現京城第一家卡拉OK歌廳——“你歌卡拉OK廳”，已經消失40多年的營業性歌舞廳在北京重新出現，雖然引起了爭論，但還是迅速遍地開花。據北京市文化局統計，截至1993年9月，北京市共有注冊歌廳282家，到1995年，包括歌廳等在內的新型文化娛樂場所已達1400多家。

卡拉OK開得恰逢其時，改革開放后，港臺流行音樂傳遍大街小巷。小虎隊無人不識，1988年的龍年春晚，歌手程琳演唱了一首《信天游》，帶起了民間的動感節奏。在日漸豐富的娛樂生活里，人們渴望一展歌喉，渴望更多個人化的表達。

那時候卡拉OK廳火熱到什么程度，飯店里有，酒樓賓館里有；街面上有，胡同里有；有的地方甚至連糧店、菜站都改成了卡拉OK歌廳。

北京的夜晚由此改變，過去一到晚上七八點，商店關了門，人們吃飽看會電視就準備睡了，卡拉OK的出現點燃了人們夜生活的熱情，晚上10點都還只是卡拉OK剛開始熱鬧的時候，北京市文化局原本規定歌廳的營業時間不得超過0點，后來逐漸放寬到凌晨兩點，經過特批甚至可以開到凌晨三點。

一開始，卡拉OK的音源多是來自日本、新加坡等地，內地唱片公司在發現商機后紛紛加入卡拉OK光盤的制作中。卡拉OK熱潮和內地音樂的發展相得益彰，《彎彎的月亮》、《一封家書》、《濤聲依舊》等是當年卡拉OK歌廳里最受歡迎的曲目，歌曲中的鄉愁也是中國高速城市化進程的見證，直至今日依然魅力不減。

KTV取代歌廳，福斯狂歡

1995年，卡拉不那么OK了。

經過幾年積累，卡拉OK廳的設備和服務逐步完備，投資者見有利可圖，紛紛擲巨款對歌廳進行升級。最早的大廳式卡拉OK變成各種豪華包間，配上了當時少有的空調和大電視，加上各種洋煙洋酒，吃喝玩樂一應俱全。

由于當時豪華包間有最低消費標準，客人一晚消費幾百上千是常事，卡拉OK廳逐漸成為只屬于有錢人的高消費場所。

卡拉OK越來越貴的同時，酒吧、體育健身等豐富的娛樂活動正在興起，普通人紛紛用腳投票，而卡拉OK廳違規收費、有償陪待等情況引來了監管的注意，常客也去得少了，一度成為人們夜生活主要去處的卡拉OK廳日漸冷清。

1995年4月，北京日報在《歌舞廳應面向福斯》一文中寫道，豪華的歌舞廳上座率普遍不足4成，一些歌廳已悄然關門。到了2000年，北京關張的歌廳已達七成，即使是兩家過去在王府井頗為紅火的卡拉OK廳，也沒逃脫關門的命運。

從群眾中來的卡拉OK要想重振旗鼓，還是得回到群眾中去。就在傳統豪華型卡拉OK廳沒落的同時，變化也悄然到來。

2000年，麥樂迪KTV在北京落地，帶來了日本的量販式卡拉OK。日語中的“量販”有“大量批發”、“自助”等含義，引申出來的“量販式”指的是透明、消費者自助和平價的經營方式。

麥樂迪的經營模式很好體現了量販式的特點，比如明令禁止不能給小費、歡迎客人自帶食品等。最吸引人的還是面積大、性價比高，一個可供四五個人用的小包間，麥樂迪的時價是白天每小時39元，晚上每小時100元。對于家庭、朋友聚會來說，KTV是再好不過的選擇。

要談量販式KTV的發展，不可不提的品牌是來自臺北的錢柜。

錢柜KTV是KTV行業的領頭羊，1995年1月，錢柜在大陸的第一家KTV落戶上海靜安，當時人們對卡拉OK的認識還停留在讓普通人望塵莫及的夜總會上，錢柜的到來打破這一格局。2年后，錢柜在上海盧灣開了第三家店，而這會的錢柜已經火遍了整個上海。

2001年，錢柜進軍北京，第一家北京門店在朝外開業。憑借富麗堂皇的裝修、實惠豐富的自助餐，錢柜KTV令麥樂迪一下子相形見絀，京城明星和年輕人無不被深深吸引。之后幾年，錢柜在北京、上海、廣州、西安、武漢等地的新店陸續開張，那會的錢柜不僅是一個KTV的名字，還是時尚和品位的象征。

錢柜的火爆程度從北京朝外店的經營情況可見一斑。據店員回憶，朝外店自開張后一直火爆，最火的時候是2005年到2009年，當時包間需要提前兩天預訂，即使是工作日也會每晚客滿，月收入能超過1000萬。

鼎盛時期，錢柜還有自己的廠房，專門供應喇叭、音響等設備；開辦了錢柜培訓學校；擁有一家時尚雜志，風頭無兩。

不過，過了十幾年的好日子，錢柜開始像傳統卡拉OK廳一樣走向沒落，量販式KTV也迎來了挑戰。

歡歌笑語中，變化悄然而至。

幾度興衰，出路何在

2015年1月，火了十幾年的錢柜朝外店關門了。

這是錢柜2年來在北京關閉的第三家門店，在陸續關閉首體店、雍和宮店和朝外店后，曾經的KTV行業龍頭只剩下在惠新東橋附近的最后一家門店。

不只是北京，錢柜在其他城市的經營同樣慘淡。2015年，錢柜KTV在大陸市場上的業務量大幅縮減，門店從原先的17家驟減到3家，其中2家在上海，而這兩家店也在轉賣，除了唯一盈利的徐匯店能賣個好點的價錢，剩下的八佰伴店的轉讓條件是幫錢柜還清欠款即可。

錢柜的衰落有其自身的問題，2008年，錢柜陷入管理層動蕩中，原董事長劉英堅持“先把KTV都做起來”，再考慮盈利問題，其發展思路招來股東的不滿。同年9月，董事會將劉英趕下臺，錢柜易主練臺生。

不同于劉英“迅速擴張”的思路，新老板更看重成本控制，就任后先是砍掉自助餐，之后又縮減開支、停止門店擴張，大批員工因此離職，服務質量隨之降低，錢柜收入也每況愈下。惡性循環中，錢柜變得徒有高價格而沒有好服務，沒落在所難免。

不過，這些年衰落的不止錢柜，整個傳統KTV行業都在走下坡路。

KTV火熱的時候，地產行業也在高歌猛進，無論是北上廣深還是三、四線城市，商鋪租金都水漲船高，而量販式KTV吸引顧客的關鍵正是面積大，單個門店就有3000、4000平的規模，租金壓力越來越大。

和地產一樣矚目的，還有互聯網行業。

2016年，在中關村南大街上開了十多年，承載了周邊數所大學上萬學生回憶的麥樂迪KTV撤店，取代它的是一家口腔健康科技創新空間，這源自2015年開始的中關村業態調整。彼時，相比去線下K歌，全民創業才是所有人關注的焦點。

幾年前，團購APP之間靠低價來爭奪市場的O2O大戰歷歷在目，低價戰讓KTV行業陷入白熱化競爭，利潤被削薄。除了團購，移動互聯網浪潮還帶來了更多樣的娛樂方式。互聯網公司都在聚焦被稱為Z世代的年輕人，Z世代們的娛樂方式豐富多彩，相比去線下唱歌，許多人更愿意在手機上刷視頻、打游戲消磨時間。

即便是唱歌這個大本營，也遭遇著來自互聯網的沖擊。在線K歌APP、迷你KTV都在分流著本屬于線下KTV的消費者。憑借海量曲庫、靈活趣味的產品功能、加上互聯網獨有的社交屬性，唱吧、全民K歌等在線K歌APP成為新的潮流選擇。2016年開始在商場、超市、電玩城、步行街等人流密集區域大量出現的迷你KTV，讓人們在逛街休息，或是等位就餐時，都能進入箱子樣的迷你KTV里高歌一曲。

傳統KTV也曾試圖轉型，比如錢柜就曾推出“錢柜KTV”APP，但與裝備齊整的互聯網軍團相比，錢柜們的努力沒有濺起一點水花。

城市生活豐富多彩，年輕人們越來越宅，KTV開始上山下鄉，用時下的流行詞匯，就是下沉。在廣袤的下沉市場，KTV成了中老年群體最愛的社交場所，這門生意在許多地方仍舊紅火，只是曾經是潮流象征的KTV，如今頗有幾分“夕陽產業”的落寞。

面對現實，傳統KTV也在努力，試圖在體驗上提供更多可能性：比如設計創意主題包間、加入電影點播設備讓KTV變成私人影院、增加乒乓球和桌游等娛樂項目等。這些努力頗有成效，這兩年傳統KTV市場規模企穩回升，頹勢有所逆轉，但傳統KTV的行業模式風險仍存。今年疫情的出現，讓問題更加暴露。

幾天前，與諸多明星有關聯的北京“K歌之王”旗艦店總經理向員工發布的內部信廣為流傳。內部信稱，因疫情時期持續閉店，北京“K歌之王”承受著巨大的財務壓力，將與全體員工解除勞動合同。

魅KTV投資人、桔子水晶酒店原創始人吳海最近的文章《哎，我只是個做中小微企業的》也引起熱議，文章顯示，去年12月，魅KTV總部和10家直營店成本總計551.54萬元，人力成本占62%，租金成本占33%。賬上還有1200萬，不營業沒收入的情況下只能撐2個月。

然而，刨除疫情，情況仍舊不容樂觀，“K歌之王”旗艦店總經理在內部信中這樣提到：“K歌之王”2019年度的效益與前幾年相比，差距之大，令人咋舌。

很顯然，即便沒有疫情，KTV的日子也沒有那么好過。

重線下、成本高、同質化是KTV行業目前繞不開的問題，同時，娛樂方式層出不窮，在推陳出新抓住年輕人的心上，KTV似乎優勢不大。但仍有人選擇堅守，比如吳海堅持認為KTV仍是一門好生意，發明了線上K歌模式的唱吧創始人陳華也通過線下的麥頌KTV踏踏實實掙到了錢。

事實上，線下KTV依舊是個大市場。

據艾瑞咨詢的數據，2018年整體K歌娛樂市場總規模達1294.1億元，同比增長1.9%，其中KTV業態規模高達1280.2億元。體量龐大的KTV市場有其不可替代的線下特性，但在底層技術不斷更新、新的娛樂設備和方式接踵而至的當下，危機仍舊四面潛伏。

KTV能重振旗鼓嗎？回顧過往，答案不難找到：進入中國有三十余年，卡拉OK幾度起落，又憑自身業態調整東山再起，說到底，衰落的從來只是跟不上變化的業態，歌唱和娛樂的需求從未淡去。

參考資料：

《四十年四十個第一：第一家卡拉OK廳》，CCTV

《卡拉OK的幾度興衰》，北京日報

《錢柜大陸余音：上海最后兩家門店尋買家，暫留下北京一家店》，澎湃新聞

《最老牌的錢柜朝外店也關門了，KTV你還好嗎》，第一財經

《北京錢柜KTV朝外店明起停業 月收入曾超千萬》，新京報

《2017年中國迷你KTV行業白皮書》，艾媒咨詢

《2019年K歌新媒體場景營銷白皮書》，艾瑞咨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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